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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刑事治安案件大幅减少 破案率再创新高******

　　中新网天津1月10日电(周亚强) 9日下午，天津市公安局召开第三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主题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2022年，天津公安机关重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大幅下降，破案率再创历史新高，现行命案连续8年全破，连续5年实现发案不过百。

　　“针对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违法犯罪，我们重拳出击、露头就打，电信网络诈骗取得阶段性成果，立案、损失数量同比分别下降27.8%、14.8%。”据天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任锋介绍，2022年，天津强力推进“断卡”行动，打掉“两卡”违法犯罪团伙260余个、抓获嫌疑人8000多名，惩戒涉诈“两卡”人员9400多名。开展精准劝阻，成功劝阻潜在受骗群众1113.4万人次，全年止付被骗资金11.6亿元。同时，打击破获传统“盗抢骗”侵财案件6100多起，其中养老诈骗案件22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80余名，追缴赃款20.21亿元；强力打击欺诈骗保犯罪，破获案件54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70名，追缴赃款2380余万元，有效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人民群众安全感不断提升。

　　一年来，天津开展“猎狐”等专项行动，严打非法集资、涉税、侵犯知识产权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违法犯罪，挽回经济损失45.9亿元，有力维护了良好经济秩序；加大对重点行业场所的检查力度，累计检查行业场所2.2万家次，整改治安隐患1600余处，全面规范了行业场所经营秩序；持续推进重点车辆和驾驶人隐患“清零”，道路交通死亡事故数和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保持了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开展平安校园、平安医院等创建活动，累计建成智慧平安社区7164个，5000余个小区实现“零发案”，平安已成为天津靓丽“品牌”。

　　此外，天津公安出台服务企业服务发展“十条措施”，完善“服务企业直通车”和“无事不扰”机制，涉企检查减少52.7%，完善市场主体首次轻微行政违法行为免罚清单，在全国首创“不停业施工”审批，为企业争取更多营业时间，开展“企业服务日”活动230余次，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530余件。优化公安政务服务，加强“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推广便民服务智能融合一体机，501项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办理，通过互联网“天津公安民生服务平台”办理服务事项973万件，公安政务服务更加便利、更加高效。(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